第六百二十四章　占领香港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星期日。

香港地区呈现出和平安闲的气氛。电影院场场满座，酒巴间坐满了客人，舞场里不断传出爵士音乐，年青人成群结队地到新界农村郊游。还不足三个星期，圣诞节就要到了。只是在前两、三天香港政府举行过几次开玩笑般的防空演习。谁知在第二天的早晨，竟听到了隆隆的飞机轰鸣声，猛烈的炸弹爆炸声和高射炮还击声。人们预想不到的香港战役开始了。在战斗机的掩护下，三十六架日军轻型轰炸机空袭了启德机场、九龙水上飞机停泊等处。机场附近的一些民房也被炸弹击中。

就在同一天，日本还袭击了美国海空军事基地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１２月８日，在空袭启德机场等地的同时，日本陆军兵分四路，越过深圳河进攻新界。在垃圾湾防线，大部分地段英军略作抵抗就纷纷后撤。仅在城门水塘西南的黄金山阵地战斗比较激烈，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英格兰步兵营营长阵启亡。终因双方力量众寡悬殊，英军司令马尔比少将决定放弃九龙，命令“半岛旅”撤回香港岛。九龙之战只进行了五天到１２日夜晚，整个九龙半岛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１２日晚，英日双方隔着维多利亚港海面互相炮轰。第二天上午，一艘插着白旗的小艇，由九龙油麻地码头向香港岛驶来。艇上载有日军劝降使者多田中佐，还有被挟持的香港总督私人秘书李夫人等。英军拒绝了日军的招降。１７日，日军再次派人乘两艘小艇过海劝降。香港总督扬慕琦再次拒绝，并且警告日方，如果再有“和平使者“过海，香港将不客气地开枪射击了。

１８日午夜，日军乘坐汽艇、橡皮舟等百余艘，对港岛北岸强行正面登陆。他们登陆。他们登陆后，曾在黄泥涌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若松大队长受重伤，英军西部旅司令约翰罗臣阵亡。结果英军败退，防守港岛的东部旅与西部旅，联系被切断。日军还占领了黄泥涌贮水池，切断了英军水源。英军曾在局部所剩无几英军司令认为再也无法继续抵抗，在与港督商议后，决定无条件投降。２５日晚，东线、西线的英军相继挂起白旗。至此，历时十八天的香港战役，以日军占领整个香港地区英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１２月２５日是圣诞节。当天傍晚，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由中环开向跑马地日军司令部。香港总督扬慕琦与日军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他本人做了日军的阶下囚这天晚上，绝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藏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往日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恐怖世界，整个香港地区完全陷入了日本侵略军的魔掌所以人们称这一天为“黑色的圣诞节“。

日军入城后，大肆抢掠，妇女和杀害无辜居民的暴行屡屡发生。日军的安民布告上虚伪地宣称：“保护华人财产，香港战争是对付白种人的战争。”

但仍然有许多华人的店铺被封了门，特别是那些大的铺店，如先施、永安、大新等国货公司、五金行、汽车行等。被查封的公司企业门口多半钉上写有“军搜集部管理“字样的木牌，银行、当铺门口则钉有“金融班管理”的木牌。大家都明白“管理”只不过是攫取的别名。日军将香港的九十五万担存米，抢走八十万担充作军粮，造成香港严重的粮荒。

日本连续对英美作战，也引起了在南京的汪伪政权的极大恐惧。

当时，日本内阁确定的维持“东亚新秩序”的“支那一流人物”，即为诱惑汪精卫组建起一个、完全为日本人左右的傀儡政权。

针对日本人的图谋，蒋介石便对于远在宁沪的汪伪势力，确定了不惜一切手段，采取一切行动阻遏或延迟汪伪政权出笼的对策。

这些行动虽然最终没能阻止汪伪政权的成立，但这在附逆分子心理上投下的阻吓阴影，以及导致日本政府对于汪伪政权的信心不足等方面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其实，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上的那一种闹哄哄的气势，并没有维持很久。

随着国民党重庆政府“以空间换时间，以敌前变敌后”，日军处于一种腹背受敌的情境。日军很快便发现了他们的力不从心。

欧洲战火燃烧起来之后，中日间的战事，即已成为本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中国政府进行的这一场正义之战，在国际的空间不再孤独。

英美开始援华

美国后来干脆直截了当地废止了《美日通商航海条约》。这对于战争机器全面升级中的日本人，打击是相当沉重的。

现代战争技术、物质、金钱缺一不可。日本是一个资源严重贫乏的岛国，它赖以支撑对华战争的石油、角铁、飞机制作材料、机械等军需物资，无一不依赖于美国的输血。现在，美国不再想赚这损人不利已的昧心钱了。日本不仅无力维持这场旷日持久的中日战争，甚至连它国内的国民经济也要为之停摆了。

为此，日本军人政府再一次铤而走险。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代表军人内阁，放弃了先前北进威胁苏联的设想，与斯大林订立了《日苏中立条约》。日本人为了攫夺丰富的东南亚资源，乃掉过头来与英美西方诸国论武。于是，日本海军蓄谋已久的南太平洋侵略计划，便成为了日本军人内阁的不二选择。

好战的东条英机内阁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日美正式交手。

英美西方诸国的军力，开始投放到了太平洋战事。

尽管，在太平洋海面上的战争初期，日本人可谓是占尽了一切的先机。

可是，在中国大陆，重庆、宁沪角力的三方高层，却对于后来的情势发展，早已有了一个湛然若水的判断。

正在重庆黄山官邸躲藏日本人空袭的蒋介石，在珍珠港遇袭后的第五日，在日记中掩不住兴奋之色地写到：“日寇这次发动太平洋战争，正用得着我国一句古语‘饮鸩止渴’。这就是说，他拿烈性的毒酒，来求片刻的兴奋，而实际是自取绝灭敌如进驻南洋各地，则其兵力分弱；如此，其战区扩大，战线延长，再加为时较久，则人力物力皆不足以支持，其结局之惨，必非所能想象者也。”

机关也于１２月９日，向全世界发布了《中国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仔细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与法西斯阵营目前的形势，以及今后此长彼消的一种态势。末了，兴奋地指出：“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

至于，汪伪政权高层的一种黯然神伤呢，在珍珠港事变的次日，金雄白向周佛海请示报刊的用辞。

周佛海当时正在看一本书。书里夹着一朵干枯了的白玉兰花。

周佛海将书放下时，那一朵失去了往日神彩的白玉兰花，竟然轻飘飘地落在了厚重的地毯上。

周佛海将枯萎了的花朵拾了起来，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儿。

周佛海告诉金雄白：“此花也曾有过南国美人般的新丽，只不过现在却闻不到一丝丝的香气了。”

于是，恍然从梦幻中矍然醒悟的周佛海，伤感地给金雄白说了这样一段的话：

“我与公博等的心绪，也是同样的复杂，我们有一些矛盾的感想：到今天为止，日本已自己一手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悲局。四年抗战，到现在才露出了一丝曙光，瞻望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觉得无限兴奋。但也不能不承认，三年前我们对局势的估计是错误了，一切的作为，虽惟天可表，但我们应该对国家负起错误的责任。同时，对自己未来的遭遇，也觉得黯淡而渺茫。”

，在汪伪政权的高层，一些人也下意识地感觉到，日本人正走在一条迅速奔向覆灭深渊的路上。只是，这些汉奸巨魈的当初，既然把自己绑在了日本军国的这一辆玩火战车之上，像周佛海那一路的无良文人，便也只能在“霜天月落夜将半，谁共澄潭照影寒”的一种寂寥之中，体会得到一种无能为力的深深无奈了。

在这样一种的情势之下，汪伪政权的高层，可谓人人都在默思今后的进退之路。周佛海本来就是一种懦弱多变的文弱性情。

现在，他面对了“满目青山夕阳照”的一份情境，未免也就对于故主蒋中正，流露出了一丝花时轻寒的眷恋之情。

戴笠是何等精明之人

戴笠立即针对周佛海展开了攻心瓦解之术。周、戴之间的秘密交往，便迅速升温。周佛海本来就是汪伪政权中，情治单位的最高长官。

周佛海，汪伪政权“三巨头”之一如此，进入汪伪政权的中后期阶段，在渝宁双方情报系统的高层，大抵便形成了一种幽情脉脉的默契局面。此时，宁方对于捕获来自重庆的高层特工，除非是处于一种日本宪兵逼迫不过的一种情势，一般都不再予以枪杀。

只是，当时，在渝宁的基层特工单位，一时却未必能理解得了渝宁高层的一种暗地里声气互通的状态。渝方的基层特工前一阵子吃过７６号特工的大亏，如今只要逮到了合适的时机，仍然是二话不说，对准宁方人员的心口，迎面便是一枪。宁方随之还以颜色。两方的一线特工，仍然在报刊媒体的一片喝彩声中大杀特杀。时间长了，那一种无序的街头喋血之战，就未免影响到了一般的沦陷区平民的日常生活了。

因此，金雄白对于汪伪政权中后期阶段的一种街头无序的杀戮，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双方没有保护的低级人员，有人为了抗战，有人为了和平，说穿了大多数人是为了衣食，他们为一方面工作，因为是小人物又不能不抛头露面，出外奔走，这样很容易为特工人员造成立功机会。”

如此，双方死于刀枪之下的游魂，对于重庆一方而言，不一定杀的全是国贼，而宁方施以报复的对象，自然也就不一定都是非杀不可的劲敌了。

鉴于这种情况，唐生明仍以情报观察员的身份，拍电报向戴笠建议：现在的情势已经起了很大的改变，再保持大规模的街头杀戮气氛，已经意义很小了。当初，既然这一场街头暗战是渝方起的衅，现在，不如就由渝方先示意住手，停止这无谓的街头流血吧。这对于恢复沦陷区一般平民的生活秩序、争取人心是有益的。

其实，对于后期的街头逞强搏杀，戴笠也不是没有产生过收手的念头。

只是当初的制裁令是由蒋老头子一手签发的，这个建议便绝对不可以由戴笠自己来提出。这里面自然也有一个缘由。主要是前一段时间，重庆特工在沪宁的街头巷战中，落了下风。这个时候，戴笠去提这个建议，蒋介石肯定会生疑：“戴笠这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有了这一层缘由，戴笠便生怕蒋介石会据此怀疑自己也在撂挑子。说老实话，军统这一段时间，在宁沪的潜伏表现虽然差强人意。可是，倘使拿“军统”与“中统”在这一场情治大战中的表现来做一个比较，则“军统”的成绩单仍然要比“中统”漂亮许多。

这已经令蒋介石对于“中统”的实际负责人徐恩曾很不满意了。

其实，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蒋介石不能单单责怪出工不出力的徐恩曾一人，蒋介石自己也应该承揽一部分的责任。

这一切都怪蒋介石忽然无端端地给徐恩曾弄了一个交通部次长的兼职。

徐恩曾忽然发现干交通部次长这一门兼差，比做中统局副局长这个专职有滋味多了。不用干那种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营生，也不用做错了一点小事，便要唯唯诺诺站在蒋介石跟前挨好长一段时间的臭骂，却照样可以捞钱捞到风生水起。徐恩曾突然觉得，从前年轻时度过的那么一大段喊打喊杀的日子都算是白过了。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在战时重庆因此，徐恩曾便异想天开地试图跳出了血腥的情治系统，从此金盆洗手不干了。蒋介石对于徐恩曾十分生气。

其实，蒋介石的用人，一向是以深谙曾国藩御下之术而窃喜的。他有一项用人的心得，叫胡萝卜诱赶驴之术。他讲，遇上驴子的驴脾气上来，打它是没有用的。必须把一串诱人的胡萝卜挂在它的眼帘之内，离驴唇一寸远的地方。驴觉得只要往前走一步，就可以尝到胡萝卜的甜头，因此，便死心塌地一步步地向前赶。至于，什么时候让驴尝一点点胡萝卜的甜头，一次尝多少，这就考验赶驴人的技巧了。吃得太饱了的驴会撂挑子，一点甜头尝不到的驴，也会大发脾气地撂担子。治国治家的技巧，与此并无太大的不同。蒋介石另外一个用人心得就是，每一个人的专长是不同的。驴有驴的活法，猪有猪的用处。既不可以让驴去享受了猪的生活，也不可用猪去做驴的事情。

具体到徐恩曾一节，蒋介石承认一次性给徐恩曾吃了太多的胡萝卜，这便是蒋介石的大意了。但是，徐恩曾作为一头老驴，竟然萌生了享受猪的清福的想法，这自然也是徐恩曾的不对了。但是，无论情况如何，徐恩曾后面的仕途，都是岌岌可危的。

戴笠把自己定位为一条忠实的猎犬。他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去触蒋介石的霉头。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是由唐生明来首倡其议，性质就大大地不同了。

唐生明是在一线的高级潜伏人员。但他却不隶属于“中统”、“军统”的任何一个情治系统，所以便没有那么一些恩恩怨怨的人事纠葛。

因此，这种事情，由唐生明去向自己的校长提出，便比戴笠更具说服力。

其时，像唐生明这个级别的重庆大员，钻进汪伪政权的肚子中的，应该还有时任汪伪政权中央监察委员的陈中孚，以及在汪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常委的何世桢。他们都是有资格站立在蒋中正跟前讲话的官员，且与唐生明持大抵相同的观点。

戴笠将唐生明等数人的来电，轻轻地递放在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很快便采纳了唐生明等人的建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所有日本国民，谁也没有在意那一大片压在日本岛国上空的、沉甸甸的铅云。

裕仁声称只是因为有美英两国的大力“庇荫”，交战中的重庆政权与延安政权才在危殆的战争环境中坚持过来。“长此以往，帝国多年安定东亚之努力悉归泡影，帝国之存在亦濒于危殆。事既至此，帝国现为自存自卫计，惟有蹶然跃起，冲破一切障碍，岂有他哉”

战争中，被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集体洗过脑的日本国民，当时只有一种几近于狂飙的欣然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