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一章 明妮·魏特琳女士

明妮·魏特琳，中国名华群，美国传教士。

她１９１２年来中国，先任安徽合肥三青女子中学校长，了解到中国妇女受教育最少，苦难也最深，因而她决定投身到中国女子教育事业中去。魏特琳还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华群”。

１９１９年应金陵女子大学之聘，任教育学系主任兼教导主任，在校长休假之年，曾代理过校长。魏特琳曾在给纽约的友人信中说：她刚到南京时，“着实似乎有些不习惯，听不到纽约地铁和芝加哥高架火车的声音。不过我宁愿让这较温驯的人力车取代它们。你不知道来这儿南京有多好”.........

她开创了金女大的师范教育学课程和教学实习，以后又开设了附属实验中学，为培养优秀的中学教育人才奠定了基础。业余时间，她经常走访街邻，为解除街邻们的部分疾苦，她在学校附近设乐群社，懿师家政学校，开展社会福利工作，她领导学生在课余时前去服务。当魏特琳了解到金女大学校附近有１００多名贫苦儿童无法上学时，就在学校师生中发起募捐，用募得的钱在学校附近购买了一块土地，办起了一所有两间教室、一间阅览室和一个小食堂的小学校。

１９２４年秋，这所小学校正式开学，专门招收附近贫苦人家的孩子。学生们的学费也由金女大的基督教女青年会负责支付。

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２日开始，她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虏掠、烧杀无恶不作。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

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划出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心至鼓楼、新街口约４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

为管理和照护安全区军民的需要，后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华群为该会的会员，金女院被国际委员会指派为安全区里专门收容妇孺的避难所，华群女士担起了阻止日军强暴中国妇女的艰巨任务。华女士临危受命，不敢贻误。

１２月１３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掠烧杀。此时妇女儿童蜂拥而来金女院的难民收容所。有青年妇女装扮成老妇的，有女扮男装的，还有老妇、儿童和男人，一个个惊恐万分。

华女士守着大门劝说，为了多保护一些年轻女子和儿童，请男士和老妇回家。

难民们哭着求着，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个立足之地。保护上万妇孺的人生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谈何容易！

华女士面对的是一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兵，他们不可理喻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后，每天至少有１０到２０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

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

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

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她。

在难民所里，许多难民失散了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笼罩着难民营。

华女士安慰鼓励她们，给她们胜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她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

同时她为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去设法寻找。

１２月１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魏特琳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

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请求。

日军攻入南京城后，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与工作在学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震惊与愤怒。

１２月１６日她在日记中写道：

“今晚一辆载有８－１０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

尽管金女大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对凶暴发狂的日军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喝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

正如她在１２月１６日的日记中所写：

“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保护难民的安全。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人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

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