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五章 阻力（中）

宦海风流第七部襄州刺史

宦海风流第七部襄州刺史

第八十四章阻力（上）弘见的心中很忧虑，不仅是为当前襄州境内一触即发的尖锐矛盾，也是为忘年之交—襄州刺史丁晋。新法的内容他已揣摩详熟，无可否认，这是一套切实为普通百姓考虑、希图国家富强的良法，但好的法令未必能收到好的效果。何况，新法之中，一些手段太过激烈，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犹如久病猛药，变数太多。丁晋是他为数不多的方外之交，也是难得几个投缘的友人。自他上任后，治政清明，礼贤下士，爱护百姓，为襄州本地扫清弊端，察察为明，是个难得的有为之官。这样的好官员，弘见不希望看他落个凄惨悲凉的结局。所以，即便不为众寺恳求，弘见也必须跑这一趟。丁晋对他的来访，似乎已猜知来意，一杯香茶品过，开门见山地道：“大师闭关而出，恐怕不仅仅是来探望我这个红尘俗人的吧。”弘见脸上密密匝匝的皱纹，也在愁苦的情绪中愈加褶皱，低沉着声音道：“看来大人早知老僧心意。也罢，你我何必学那客套之语。不知大人对新法如何看待？”丁晋微笑道：“国家正值凋衰之时，朝廷能勇于决心施行富民强国之策，可谓百姓久盼之甘露，实乃利民良法。”“大人的话，恐怕有点言不由衷吧。”弘见用一双目光灼灼的老眼看着丁晋道：“从古到今，提及变革之策，哪一次制定者不是从良好愿望出发，可是结果又如何？”“或许是好，或许一般，但如果不思变法，国家安有出路？即便法令可待商榷，用意毕竟是好的，何况此次推行新法，无一不是利民之政，大师顾虑太多了。”弘见苦口婆心道：“大人可知，‘利民之政’也可变为‘扰民之举’。使君身处漩涡，不可不察。”丁晋笑笑道：“原来大师今日来此，果然是做说客的。”弘见手持念珠，低宣了一声佛号，悠悠道：“富贵于我何贵，名利于我何重？贫僧只是不忍看大人已不知不觉身处火荼之险，特意前来为大人开解疑惑，既然不信，老僧再说无益。”说完，就要起身告辞。丁晋忙拉住他，好言相劝，笑道：“大师一片良苦用心，本官怎会不知？只是新法乃朝廷圣谕推行，我等卑下，怎敢妄加疑测。”“使君太谦了。丁使君之名，早已响彻天下，朝野内外，多有敬服。老僧希望大人不可过于谦和，如果新法不良，希望能为天下百姓说一二话。”丁晋正容道：“看来大师对本府推行法令，很有抵触之意，但不知大师如何得来此念？大师又是如何看待新法？”“大人言重了。”弘见道：“老僧是世外之人，见识浅薄，只着眼微末之处，不识大局，说出来不免添使君一笑。”“大师何必客套，但说无妨。”丁晋感兴趣地道。弘见想了想才道：“只说那丁田法。男子十岁受田半顷，为五十亩，其中十亩为永业田，用以种植桑麻，身死可以传后。四十亩则为口分田，种植稻谷禾黍，身死归还。老僧的第一处疑惑是，我襄州虽地方博大，但丁口也颇多，田业明显不济，请问大人从何处补此缺漏？”弘见问得确实很尖锐，第一句便点到了丁田法的一个重大症结，那就是地少人多问题。前文说过，丁田法有两大内容：分田和清理兼并。其中第一项内容，实是大大地让利于民，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因为一些领导人已经很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普通农民有足够的田地用于生产，国家才能有富足的税赋收入，指望那些大地主大豪强是完全不靠谱的，除了他们绝大多数有免课免税权外，这些家伙最擅长隐蔽田地、转移财产、偷税漏税，总之国家很难从他们身上捞到油水。

但是要给农民增加田地，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大量的土地可供分配，愿望再好，不可能凭空变出多余的地来。按照官府公布的告示书上的安排是，这部分田地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将部分官田转为民田；第二是每年增加的新垦田中划出一部分分给农户；第三部分，就是这次丁田法实施过程中，从那些富户豪门没收而来的被他们隐瞒不报的田产。这是官方的解释，很显然，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话。因为，第一部分的官田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大周建国百年，地方上的官田早已被历任官员通过各种手段，或出让或侵占，一大部分已经变为私产，剩下的少的可怜的官田，勉强仅够现任官员的俸禄给养。再说第二部分的新垦田。按照朝廷的法令，国家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并规定，新开田头三年收入全部归个人，三年后上交一半新垦田或按市价换算的租谷。也就是说每年的新垦田中最多只有一半转为官产，再刨除皇家袭占、朝廷封赏、官员荫蔽、地方出租，剩下的也并不是全部能转为可分田，因此，这部分的数量也有限。那么，面对巨大的缺口，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恐怕只有第三部分—收没田。无疑，地主豪强确实掌握着数量巨大的土地，而且可以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掩藏起来，意图避税的。按照丁田法的规定，拥有田地越多，交税越重，并按田产多少，将家户分为雄、望，紧，上，中、下六大等级，如果不巧被分为最高等的“雄户”，那么所要负担的税赋，可能将一个地方豪门轻易压倒。因而，他们所能应对的办法，只能是低价出让土地。这部分土地加上没收的隐藏地，毫无怀疑，将是一个巨大的数目。问题的关键是，真能从那些豪强手中拿过地来吗？也许像沈启堂那样的理想分子会认为其中确实有困难，但困难可以克服，最后总能达到目的。但丁晋的回答是：不能。如果真要按照新法规定的那样一五一十地照做，丁晋认为，在襄州，不是他把所有豪门消灭，就是豪门联合起来将他消灭。而如果将新法放置全国，则必将天下大乱。事实上，就连新法的一力促成者首宰窦刚都完全没有把握，他在写给丁晋的信中，指示的意见是：酌情处置。酌情二字，已将新法的脆弱暴露无遗。也因此，丁晋在准备阶段，经过了周密的设想，谨慎的思考，先就列出了一张长长的不能轻易触动的既得利益家族的单子，而且，还将新法实施要达到的目标打了几个折扣。也许，这正符合窦刚等领导人的心意，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剥夺贵族豪门的特殊利益，不如说是想从他们身上耗下点羊毛。能耗多少，算多少。领导者尚如此，何况下愚！新法再好，也治不了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软弱和彷徨。所以，没收田、低价田，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看着美好，但想要变为现实，实在太难，太难。没有了足够的田地，能用来分给农户的，自然也就数量有限，丁田法的效果势必大打折扣。而新法的策划者—新任宰相卢承庆设想的那种通过丁田法来打击兼并，寄希望于地主豪门能认识到开垦新田的代价要远远低于兼并田地的代价，从而抑制兼并，这种设想，究竟也成了梦幻泡影。面对弘见的问题，丁晋无法正面回答，只叹息道：“大师所言极是，我襄州地方虽大，但农户众多，田业不济，因此，本府拟规定，这种授田方策只限土地足够分配的宽乡，如果是人多于地的狭乡，则减半以授，然后再减轻一部分税赋，每年缴粟二斛或稻谷三斛即可。”弘见大可以再追问一句：如果减半还不够授怎么办？但是这样的对话，不过是意气之争，不符合来访的目的，因此，弘见微微点头，表示尚算认可，顿了顿又道：“老僧还有一处疑

虑，请大人代为解惑。新法规定，民户按田产划分雄、望，紧，上，中、下六级。丈量及划分大权，操于胥吏之手，彼时，总不免要有些不轨之徒贪图厚利，私相贿赂收买，贪赃舞弊，大人又如何保证其间公正？”丁晋坚决而严肃地道：“本官早已为枉法之徒备下严刑伺候。新法推行，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法，而官吏犯法更是罪加一等，如果有不惧严法之辈敢冒不讳，本官必重惩不贷，决不饶恕。”弘见点点头，脸上浮起悲天悯人的表情：“使君的难处，老僧也是心知肚明。只是新法匆促，急于功成，但只怕一个施行不好，不免贻害地方，老僧希望大人能本持公心，推行之时，多存宽恕，三思而后行，这样的话，就是襄州百姓的福分了。”弘见没有点出怎么个宽恕法，不过两人之间话不用说得太透，相信丁晋必然明白。丁晋低头沉吟，他当然不是被弘见几句话说动，作为一个原则性极强的官员，更不会碍于交情。他犹豫，只是因为弘见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整个利益群体，并且这个群体已经在短短时间内，让丁晋认识到它所拥有的能量和影响力。对于新法可能遇到的阻碍，丁晋之前早有心理准备，但说实话，他确实没有想到会阻力重重。在他的设想中，道观寺庙是第一批要打击的对象，也是比较容易对付的一批，但就是这么一批，却表现出了远超想象的抵抗决心。新法发布后，一方面，出家人们明确表示不合作的态度，他们软硬兼施，阻挠官府对寺产的清查和整顿，一些意志力不坚强的执法吏，或是惧怕报复或是碍于迷信，执行力度非常软弱，导致对方的气焰更是嚣张；另一方面，那些结交权贵的僧道们相互请托，发动各自的关系网，从各个方面对襄州刺史府包括丁晋在内的诸官员施压。这种压力虽然无形但威力巨大，官场上最讲究的就是和谐和情面，破坏和谐不讲情面的人，以后别人也用不着给你面子。拒绝弘见，就是拒绝这个群体，就是彻底和他们决裂，那么两者关系再无法挽回，如果对方依然不选择退却，那么就成了不死不休的结果。一个出家人群体就如此强势，那么面对新法，那些地方豪强又会如何？丁晋不惧怕威胁，也不畏惧硬碰硬的对决，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价值，无谓的匹夫之勇，是蛮干，是不智。一时间，丁晋的心中充满了失落感，他确实希望能将新法最大程度地贯彻下去，这应该是任何一位有抱负的士大夫想要达成的伟业，虽然这套新法有着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毕竟是真正代表民众利益，图谋国家富强的有为之法。丁晋不知道新法的症结出在哪里，难道只是因为触动了一部人的利益？还是就像弘见和尚说的“急功近利”？一些出家人，即便各有手段，还不能吓倒他，丁晋真正恐惧的是，落一叶而知秋，打击寺庙道观，不过是试探之举，而从其反应出来的情况看，那些真正具有大能量的人物，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跳出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想要和他这位刺史大人斗一斗了。这些暂且不去想他，眼前之务是要安抚好老和尚以及他身后那批难缠的出家人，事实上，别看他们现在跳得很凶，丁晋还不放在眼里，另有对付之策。当下，丁晋叹了口气，似乎深有感触地道：“大师之言，本官实心有戚戚然，也只有大师才不避嫌疑，以忠言告诫，丁某在这里谢过大师。”说完，很带感情地站起来弯腰作了个揖。弘见口宣佛号，还了一礼，微笑道：“使君明白老僧的苦心就好。也不瞒大人，老僧今日前来，一为与故人叙旧，二为示以提醒，三嘛，乃是受人所托，负人情而来。其中有古刹主持，有道观真人，还有地方名士、贵绅豪族，他们无外托老僧求庇于大人而已。此辈虽不屑，但也可反应一二如今襄州地界对大人的物议，恐怕对官声有碍，大人不可不防啊。”丁晋马上又作了一揖，这次是真心的感谢：“多谢大师。本官立身公正，倒也不惧宵小

议论，不过既然民众多有非议，或许真是本官推行新法，急于求成之故，本官自当审慎自身，以使新法终成利民之政。”丁晋的话，同样说得很隐喻，似乎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似乎又做了一定程度的保证。弘见却是比较满意，在老和尚听来，这应该就是丁刺史某种意义上的退让，至于具体协议，自然不能在这种场合言及，而且也不应该是他这个说客应该参与的。当然，这只是弘见和尚一厢情愿的想法，虽然丁晋确实已经准备做一定程度的妥协，但不过是以退为进之策，打击襄州地方的宗教势力，是他早已酝酿的想法，有没有丁田法这一段插曲，都不能改变他的决心。暂时安抚弘见以及他代表的势力后，两套新法继续有条不紊地展开。如预料般，同时，也出现了更多的反对者，更强大的阻挠势力，丁晋等人抱着不求速战速决的原则，灵活运用“柔”字诀，能拿下的就拿下，能糊弄的就糊弄，能安抚的就安抚，不能硬碰的就死缠烂打，取得一些成绩后也不逼人太甚，聪明地选择妥协避让。这样步履艰难地推行了两个月后，官府遇到的阻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大。因为那些豪门贵族也不是傻子，他们终于醒悟到此次实施的新法，绝不再是做个样子，而是确实要从他们手中剥夺某些利益，而且这部分利益是根本利益，没有退让的可能，他们必须团结起来，结合众人的力量和新法的执行者丁晋干，才可能保住自己及家族的利益。这里要强调一下“新法的执行者”，准确地说新法执行者应该是一个团体。既然是团体，自然不可能是丁晋一个人，他虽然是新法推行的领导者，沈启堂算半个，但只靠他们二人，不可能独自完成这项庞大的任务。事实上，这个团体同样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包括刺史府官吏、下辖各县、各衙官吏，甚至包括里乡这个最基层行政机构的乡绅族老们，他们直接面对面向百姓宣示朝廷的谕旨昭告、官府的政策法令，他们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在丁晋这个领导者之下。因为，如果他们愿意，那政府的公事往往就会进行得很顺利；而如果他们不愿意，那必然成为坏事的魁首。遗憾的是，此次新法推行，很显然已经触动了他们或者与他们有厉害相关的某些人的利益。虽然，他们还没有公然加入反对者行列，但弄虚作假、徇私舞弊、阳奉阴违、内外勾结之事，比比皆是，他们犹如蛀虫一般，正在疯狂侵蚀新法并不牢固的地基。樊关令刘兹便成为他们和那些反对者们勾结下的第一位受害官员。………………………………第八十五章阻力（中）在襄州的官场上，刘兹不是一个有气魄的胆量雄宏的官员，但他却是最坚定的新法拥护者之一。他的决心来自对丁晋和沈启堂两位上官的认真精神的感佩。先说沈启堂这位上差。刘兹为官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沈启堂这般不贪图私利、一心为民的官员。就拿兴修水利来说，在他以身作则的带领下，被征来的民夫也都十分卖劲，预定要五十天的工程，四十天便可竣工。刘兹计算了一下支出，原定五十万的花费，，不过才使费了三十几万。更难得是，沈启堂不仅严于律己，而且还术业精通，从一项工程便节省下十几万花销上，刘兹学到了一个道理：靡耗是无谓的浪费，如果主事者是个门外汉，对主持的工程不懂装懂，那么人工、材料的损耗是无以计算的。再说自己的顶头上司—刺史丁晋。对于这位精明有威仪的上官，刘兹确实佩服得五体投地。尽管他的年龄比丁晋大着两三倍，入仕的年资也早了几十年，但是对这个年轻人，他却有着由衷的佩服。

事在人为，好官也在人为，自己辛辛苦苦、困顿仕途一辈子，却只保住个平稳而已，可是不进不退，也够凄凉了。如果不是家无恒产，回去后难以继日，他早就想辞官不就了，因为这个百里候的父母官实在没什么干头。曾记得，少壮时，他也曾下过决心，要好好地奋发振作一番，但是发现阻碍重重，自己的地位太低，地方上豪门太多，要想严予执法，有很多人他惹不起，要想屈法而谀人。他也硬不起这个心肠，只得学会了一个拖字，既不得罪豪门，也不昧着良心。因此。他始终结不起人缘，也建不下政声，岁岁考绩落得平平而已，几度调任，也只是换个任所，毫无寸进。比起同年的一些人，他倒还算是够运气的，有很多同年比他会做官，阿谀奉承，爬得快，升得高，可是下场，比他惨，因为他们攀附的靠山倒了，他们伪装而来的虚假的政绩彻底曝光，他们也跟着倒下去。看看人家飞黄腾达时，他也曾心动过，也曾想找条门路钻钻，可是机会到了手头，他又放弃了，因为他能讨好于豪门的，定然是地方上纠纷，要他把一个无辜的百姓屈陷去巴结贵显，他实在又做不到。但他也没有胆子敢站在受屈的一方去与豪家抗争。在他的同年中，他看过很多人，生性鲠直，不畏权势，敢于惩治任何不法之徒，但下场却很惨，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权势的世界，得罪的人太多了，又不屑攀附有力的靠山，当别人突然发难时，只能无助地被打倒。那些刚烈的同事很快地就倒了下去了，那些善于钻营，虽然得意一时，但也倒了下去；只有他，既靠不上那一边，也没有人重视过他，反而还能平平安安。他不是个清官，也不是个贪官，自认也不能成为一个好官，但是多年来，宦囊仍是空空。如果一清如镜，有很多事会办不通，如果苛索太多，则立将招致民怨诟谇，因为他管的都是多事的穷县，地方上略有所入，只够用来应酬来往贵显上宪的。好官很难做，清官不能做，贪官也不能做，他实在是感到困扰了。丁刺史刚来时，整治地方、惩戒豪门、征剿匪乱，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手法，使他很感动，很佩服，但也在心中惋惜，这个年轻人才气纵横，可惜手段太刚，恐怕难以有善终。因为他看过太多的例子。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是出乎刘兹的意外。丁晋在众人眼中胆大妄为的做法，却不仅屡建奇功，而且自身更安然无恙，朝廷数次嘉奖，乡野爱戴，官绅佩服，似乎连那些敌人都成了他的敬仰者。这种奇迹，使刘兹百思不得其解，细细思索后，他心中似乎有了一些领悟。原以为自己只是脑筋太死板了一点，他的处世哲学原是做官难，做好官更难。但是丁晋的作为却推翻了他的看法。对丁刺史的一些言行作为反复揣摩后，刘兹得到的结论是做好官如果讲究策略，比任何一种官都好做。因为，虽然清官容易致名，但也容易得罪人，获罪当道，灾祸立至；而贪官必然枉法，触法必将获罪，时机一到，身败名裂无可逃避。做清官，做贪官，都失之过偏，为官绝不可过迂，处事绝不可过方，最佳之策，莫过做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好官，原则是要有的，但原则之外，可以视情况而委婉行事，这样，既得声名，又灵活机变，少得罪人。刘兹自认在丁晋身上学到很多，不由得也爆发了雄心壮志，想要在有生之年来一番作为。恰此时，新法的推行，让刘兹看到了建功立业的希望。丁田法公布后，樊关县的一些富户豪家，立即通过各种关系来走后门、攀交情，意图通过金钱收买来阻碍官府对自己田产的清查，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樊关县令刘兹。刘兹明确而坚决地拒绝了贿赂，并声称：必将新法贯彻到底。同时，他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手下户曹何柳堂为“条例吏”，负责对新法条例的解释和执行，并抽调衙役，组成了一只

维护政策实行的执法队。刘兹的种种作为，使富户地主们认识到这个原本懦弱的县令大人已经变成一个不容易拿下的硬茬，他们顿时改变了策略，不惜代价收买那些具体负责执行的官吏们。这一招非常毒辣，刘兹的决心再大，也必须通过下面具体的人员去实行，如果没有了可用之人，他不过是一只端坐在县衙大堂上的纸老虎。刘兹没有及时察觉反对者们的阴谋，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和应对策略。虽然他临时组织了一只执法队，但因为没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有效约束力，这些人非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和那些豪强相互勾结，变成了对普通百姓敲诈勒索、坑蒙拐骗的祸害。不过，这不能责怪刘兹，统观整套新法，连那些政策的制定者们，也没有处理好具体实行的问题以及与反对者的关系。他们似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新法实施，是要侵夺对方的根本利益，这是最尖锐的矛盾，必将受到反对者不择手段的强烈抵制。等到刘兹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时，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一些官吏泥足深陷不得自拔，只能坚决地站在反对者一边；而另一些官吏看到了其中的危险，聪明地选择明哲保身。这些占绝大部分的执行人员或是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或是消极怠工，阳奉阴违，使新法推行工作陷入了僵局。这个过程中，刘兹作为主官，更是被重点照顾。他记不清楚到底推却了多少人情，拒绝了多少礼物，撕碎了多少恫吓，面对那些失望泄气的脸，他还曾经为自己的坚持而感动佩服不已，直到发现手下已无真正可用之人，刘兹才发现上当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迷惑自己。好在，还有一个人还站在自己这一边，就是对他忠心耿耿的户曹何柳堂。刘兹绝不甘心失败，他和何柳堂私下密议，准备来一次绝地大反击，甚至，他准备向刺史府求援，要求丁大人调来一队和樊关本地豪强没有瓜葛的执法人员.就在这个时候，何柳堂出事了。何柳堂那一日本来是下乡去督察土地丈量工作的，在张湾这个地方，他被相熟的一位乡绅硬拉到家里去做客，这位乡绅也姓何，说来还和何柳堂占点亲戚关系，所以何柳堂不好推却，只得前往。何柳堂有个嗜好是很爱吃，何乡绅便投其所好说：特意准备了半只猪腿，吊在灶上已经煮得走油了，又烫了好酒，不如吃了再走。何柳堂被他说的口里流涎，那脚由不得自己，只得应了。何乡绅便叫妻子煮了一只母鸡，又把火腿切了，酒舀出来烫著。何柳堂先前走热了，坐在天井

内，把衣服脱了一件，敞著怀，挺著个肚子，流出黑津津一头一脸的肥油。须臾，整理停当，何乡绅捧出盘子，妻子捻著酒，放在桌子上摆下；何柳堂上坐，何乡绅和妻子下陪，边吃边喝着酒。半响，何柳堂吃得浑身冒汗，又告了声罪，再脱掉一件汗衫，袒露胸怀，何乡绅见火候

已到，寻了个借口，起身出了屋子。何柳堂也不疑有他，边吃着酒边和何妻聊天，这个女人很健谈，东拉西扯一堆新鲜事，两人正说着高兴，听得外面敲门甚凶，何柳堂喝道：“是谁？”何妻才开了门，七八个人一齐拥了进来，看见女人和半裸着身子的何柳堂一桌子坐著，齐说道：“好快活，老爷妇人，大青天白日调情！

官老爷，知法犯法么！”

何柳堂直觉情形不妙，摆起官威，怒道：“休胡说！这是我弟妹。你们是什么人？我乃县衙

何司曹。”众人一顿骂道：“弟妹？勾引弟妹，罪不可赦，你这个官儿好大的胆儿。”不由分说，拿条草绳，将何柳堂同妇人拴在一起；弄个棍子，穿心抬著，连赶来的何乡绅也拖了。众人来到县前一个关帝庙前戏台底下，何柳堂同女人拴在一起，衣服都不让穿，批斗了半日，

又拖到县衙，要求县令刘兹严惩偷奸之人。刘兹惊悉消息，急忙来到大堂，想要替何柳堂松解，但群情激奋，又有不明事理的百姓煽

动，刘兹无奈，只得按照程序审问。结果，那个本来热心的何乡绅竟然一口咬定何柳堂勾引奸辱自己的妻子，而何妻也哭哭啼啼，不加辩解，一副清白被辱委屈无辜的样子。何柳堂先前已被人拳脚揍个半死，此时听得陷害，急忙爬起身来喊冤。按大周律，通奸是大罪，如果再被诬为主动勾引，死刑都够得上，何柳堂怎么能不急？刘兹听了几句，已明白这分明就是一个圈套，目的是除去自己唯一能信赖的人，他怒火攻心，也不加考虑，当即就让人将刁滑的何乡绅按倒在地，施以杖刑。这一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衙外围观的大量百姓，在有心人的挑唆下，群情激奋，鼓噪着要县令重新审案，不得放过通奸淫人。刘兹当然不会妥协，他再是懦弱，也不可能任由自己的亲信被陷害而不施援手。可是，刘兹忘了自己并没有如丁晋那样的威严和震慑力，他往日的懦弱早已深入人心，他的坚持被某些人认为是色厉内荏，于是，一场骚乱在煽动下开始了。在几个地痞的领头下，打抱不平的人们冲入县衙，衙役们象征性的抵抗立马瓦解，他们冲进大堂，将何柳堂揪起来，刘兹愤怒地想要阻止，被几个壮汉拽倒在地，或许是巧合，几双大脚立马踏在刘县令瘦弱的腿上，一声淹没在众人疯狂吼声中的惨叫乍起而落。……在驻扎在县衙不远处的巡兵姗姗赶来之前，骚乱早已平息，骚乱导致的结果是刘兹被踩断一条腿，何柳堂被活活打死，此外，就是县衙大堂地板上多了一些凌乱之物。消息传到襄阳，很多人都在猜测刺史丁晋将如何处理这桩棘手之事。有的人认为依照丁晋往日表现的强硬，必将雷霆大怒，严厉惩治相关人等，这表示丁晋将会以铁腕手段推动樊关新法的实施。而另外一些与此观点不同的人认为，樊关县的问题，并不只是樊关一家的问题，而是襄州全境正在普遍发生的情况，是新法颁布后各种矛盾激烈化的体现。虽然依靠丁刺史往日的威望，勉强压制住这些矛盾不至于全面爆发，但是，如果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丁晋的政策再继续保持强硬的话，后果可就难预料了。因此，在这种前提下，刺史府不可能对樊关之乱铁腕处理，更可能的做法是，安抚。丁晋的反应，再次让关注此事的人们大吃一惊。樊关骚乱发生的第二日，团练副使张归霸率领五百军士，进驻樊关县城。随后，紧闭城门，巡逻街巷，刀枪林立，肃杀的气氛让全城百姓为之瑟然。接着，县令刘兹拖着受伤的腿，硬撑着来到衙外公文墙前，命人张贴安民告示以及数十份批捕公文。然后，与骚乱有关的主使者、领头者，纷纷被捕归案，两名试图顽抗的地痞，当街被斩杀。刘兹正式开堂审讯何柳堂通奸及由此引发的骚乱之案。三日后，与此事有关的涉案人员已多达二十七人。何乡绅、何妻、张氏族长供出相互勾结诬陷迫害何柳堂的事实真相，其余犯案人员也供认不讳。五日后，刺史府批准刘兹所判骚乱主使者—张族长之侄张完斩立决的意见。因朝廷有令，对于叛乱之民，地方主官可先斩后奏，因此刘兹得到刺史府的同意后，亲自监斩张完于樊关城外的离人亭。至于何乡绅等案犯，因牵涉刑案，也不是骚乱主导者，樊关县无权判结，因此一一量刑拟判后，将结案禀帖送往京城，待长安刑部司按覆，再行宣判。一场骚乱，在刺史丁晋的强硬支持下，刘兹终使含冤者何柳堂冥笑九泉。可是，樊关县

暂时的平静，不过是铁血军人刀剑压制下的结果，在表面的平静下，心有叵测者依然不会心服，利益即将受损者也不会听凭宰割，其间暗流涌动，如果一旦爆发，恐怕就不是一场骚乱可以形容。丁晋接下来的手段，才是真正地让大家吃了一惊。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丁晋要用铁血手段，镇压樊关一切反对势力时，他向境内豪门贵族表示了友好的信息：樊关暂停丁田法，全力推行新苗法。要说丁田法触动了富人们的根本利益的话，那么，新苗法就和富人没什么关系了。丁刺史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樊关这个火山喷涌之地，暂停丁田法，无疑是明智之举，但是他先用铁腕手段震慑了一番，然后再示之以好，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但是无论外界猜测如何，某些刺史府的官吏们因为实际参与到这些政策执行中，还算是半个知情人，因此他们也就格外对刺史大人的这一手感觉非常佩服，原因在于，暂停丁田法的消息一公布，樊关县几个有头有脸的家族已经暗地派人来刺史府传递相应的友好表示—他们愿意在丁田法下做出一定让步。这对比他们曾经的死硬来说，已经非常难得了。如果丁刺史一味用强硬或一味用妥协，只怕很难收到同样的效果，再即便这一次处理樊关之乱，手段颠倒，先用软再用硬的话，恐怕反而适得其反，让对方更认为自己是软弱可欺。这就是刺史府部分官吏的想法，可是他们毕竟不是丁晋肚里的蛔虫，他们还有没有想到的地方，那就是丁晋此刻受到的压力，要远比外界想象的大得多，他现在几乎是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思前想后考虑良多，这种情况，容不得他不精明，不谨慎。樊关之事，也只能先这样含糊处理、暂时压下，因为，义清县和襄阳城又发生问题了。………………………………第八十六章阻力（下）两地出现的问题，同样和新法有关。义清县令程公颖，耿直倔强，外号“程耿头”，爱民如子，缺点是做事有些刻板。他这样的脾气，推行起新法来虽然雷厉风行，但是有些不太注意方式方法，不仅得罪了富户豪门，连那些他一心要庇护的“草民”，都忘记了往日的恩情，对他颇有怨言。在推行丁田法的时候，程公颖不畏强势（他的口头禅就是：大不了不当这腐食官罢了），敢杀敢拼，着实没收了大片被隐瞒的田地，他对属下的要求只有两个：速度和效率。这样的手段，无疑打了地方豪门一个措手不及，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自家大片良田已经存为了官有。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租种富户田地的平民也受到了损失。官吏们为了完成程公颖的命令，害怕被他责罚，于是执行不免严苛，手段不免粗暴，很多租户辛苦劳作了半年，正待丰厚的收获，结果一句“充公”，地没了，地里的庄稼也没了。程公颖做公一丝不苟，这是好的优点，可是太严厉太刻板，不懂通融，导致他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众怒所怨。新法的反对者们为了对付这个油盐不进的家伙，于是四处散布谣言，对那些租户宣称官府不仅要没收大片租地，而且还将大大提高租户的税赋，县令程公颖就是主张者。无风不起浪，这番谣言结合虎狼官吏的粗暴，大量依靠租种为生的农户信以为真，他们将怨恨之情直指程公颖。其中，有个叫王木三的农户，便对人讲道：“这个程耿头曾投靠淮西乱军，朝廷早该处死他，为地方除害。”话听到有心人耳中，就不是乡间野语了。王木三被人郑重其事地请到朱门大院里，面对往日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的温和询问，王木三激动地将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全部交待出来。

原来，这个粗贱的家伙还真掌握着程公颖的死结。当日，淮西军攻占义清，义清县令王均卿以身殉国，主薄程公颖等数十位官吏则被俘虏。淮西军士们搜索了一番县衙后，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义清县的大印以及数十枚小印，竟然不见了踪影。虽然是占领军，但是这些印章多少还是有些作用的。更主要的是，当时的淮西军将领对这个失踪问题很是感兴趣，他责令手下的一名校官刘悟彻查此事，将印章找出来。刘悟知道这个问题旁人解决不了，任你神通广大，不可能将义清县掘地三尺找失物吧？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找出印章，问义清县原来的官员便可。可没想到接连问了三个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都说不清楚，因为城破时是县令王均卿负责处理这些东西的，不过他们给出了一条线索，主薄程公颖素来和王均卿交厚，也许他知道。刘悟于是接着审讯程公颖。程公颖确实知道印章藏在哪里，但是他一点说的意思都没有，同样假装不清楚。对付这种硬骨头官员，刘悟也有自己的妙策，于是他指着被俘虏的几十位官吏说：如果程公颖再说一句不知道，就杀一个人，不开口，也杀一个人。程公颖想了想后，就交代了，因为他觉得人命最重要，官员印章如果换在平时还算珍贵，现在官员自身都被俘虏了，印章还有什么意义？程公颖交代了一个藏东西的地方，这个地点在东城很偏僻的所在，刘悟是外来人，不清楚，于是找来一名俘虏衙丁，听程公颖交代清楚后，刘悟着人领着衙丁去拿东西。后来，印章被启了出来，但是淮西军也没有机会用得上他们，很快，他们便被王武俊的魏博军击败，仓皇退出了义清。不过印章还是对某个人起了重大作用，他就是程公颖。敌占期内，原义清官员都被杀害了，唯独程公颖，因为他交代了印章藏地，使得刘悟被将军赏识，提拔重用。刘悟对此倒是有些感激，在他的保护下，程公颖侥幸活到了义清光复。在光复的过程中，程公颖还带领民夫在城内放了一把火，也算里应外合。战后论功行赏，便成为了义清县这个上县之主。认真说起来，程公颖保全自身来图谋后事，这是明智之举，不能说是投敌。但这样的事情往往最容易被人捏住把柄，倒霉的是，虽然当时的知情者—义清官员们都死了，可是偏偏还有一个知情人也活着，那就是带着去找印章的衙丁、现在的农户王木三。王木三如果是个聪明人，这件事他应该永远忘记，可是他就是个口无遮拦的家伙，气愤之下，根本没有考虑后果，将陈年旧事全部说了出来。义清的豪强办事效率一点不输于自己的县令，在得悉程公颖的罪证后，一纸诉状就密告到了长安御史台，而且这个过程完全越过刺史府，很明显，他们担心丁晋从中阻拦或者施救。对于逆乱之事，朝廷的反应也一向不错，很快，诏旨便下到襄州刺史府，要求丁晋将此事调查清楚后，详细汇报，在此期间，先将义清县令程公颖革职看押。正在新法实施最要紧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且还是在数次嘉奖过的新法推行最优秀的义清县，这让丁晋很愤怒，但是朝廷的旨意比天大，尽管无奈，他还是立即带人前往义清，彻查此事。赶到义清县城的时候，谣言已经传得满天飞，有的说朝廷已经派了钦差来斩杀投敌的程县令；有的说丁刺史为了保住程公颖，和朝廷钦差大吵一番；还有的说连丁刺史都被牵涉进了叛国案，哪有心思顾得上姓程的。让丁晋有些感动的是，谣言的中心人物程公颖竟然还带着人在城外丈量田地。义清县丞要派人去通知他，被丁晋阻止，他亲自策马前往城外，在水沟田垄间，见到了一身泥土的程公颖。

程公颖平静地走到丁晋面前，俯身一拜道：“大人，是关于下官的处置下来了吧。”丁晋将他扶起，握着他的手郑重地道：“程大人，要暂时委屈一下了。你要是相信本官的话，本官一定为你讨回公道。”程公颖素来严肃的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笑容：“大人好意，下官只有心领。可惜下官确实辜负大人信重，我曾经确有通敌之嫌，对不起王均卿大人的临死嘱托，下官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丁晋摇头叹息道：“过去的是非曲折，本官不想多问。我只要保住你这个有为之身，来替本官管好义清百姓。”一行人回到衙署，丁晋让刺史府录事陈谏宣读了中书省的诏令。程公颖没有多言，脱去官袍锦带，并县令大印，上交刺史府差吏，随后，又在签押房将一概事宜移交义清县丞。按规定，程公颖应该被看押起来，归宿便是大牢。但是丁晋放下话来，他相信程公颖，愿意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他不会潜逃，其余人哪敢多废话，于是便在县衙后院为程公颖单独开辟了一处小屋暂时居住。除了这个，程公颖一切照旧，尚是自由之身。第二日，丁晋又听取程公颖意见，将几名干练的胥吏指定为义清新法条例吏，继续推行新法。第三日，开始审讯程公颖投敌一案，王木三等当事人都已传到。经过一天的调查，丁晋对事情经过有了大致了解，既有人证，王木三又供词清楚，时间地点经过都一一吻合，想要推翻案情来个死不认账看来很难，再加上程公颖也对当年之举供认不讳，好像铁了心要舍出一条性命，让丁晋感到很头疼。看来只有从事情的性质入手，以求大事化小来解决问题。也许，可以拿程公颖放的那把火做做文章。丁晋随即传唤了当日和程公颖放火举事的几位民夫，在丁晋有意的思路引导下，其中两个人很配合地回忆起来当初淮西军盘踞时，程公颖怎么不畏危险庇护同牢的监友，怎么给大家讲故事激励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又怎么在魏博军攻打县城时机智地带领大家逃出监牢，怎么怎么放火扰敌等等。这些感人的事迹，完全是一个忍辱负重潜入敌人内部的孤胆英雄的作风，虽然他后来里应外合的手段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毕竟英雄的付出是真实的、珍贵的。就在丁晋为洗脱程公颖的罪名，煞费苦心的时候，刺史府信使紧急来报，襄阳有变。丁晋顿时有种焦头烂额的感觉，襄阳的事情虽不大，但不能久拖，而且必须他这个主官回去处理，但是义清县现在缺少了程公颖这个强势人物，如果委任不利，恐怕新法实施的大好局面就要付诸流水了。必须留下一位可堪信任的人来监督新法的施行。他现在手上可以用的人，偏偏又太少，想了想，丁晋将念头打在了沈启堂身上。让沈启堂坐镇义清，有三个好处。第一，他可以晓谕新法，为百姓讲解政策内容，避免民众再发生误解。此前，沈启堂维缮城郭、兴修水利，落下个好名声，让他去处理此事，比其他人要合适得多。第二，沈启堂是钦差身份，也可以借助他的身份来震慑一些煽风点火的刁民。再者，丁晋还希望沈启堂能沉不住性子，拿下一两个嚣张跋扈的家伙来杀鸡儆猴。新法现在举步维艰，只要杀几个人，立马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种手段失之于刚，太得罪人，这样的坏人还是让沈启堂去做吧。第三个好处，就是留下沈启堂，有助于解决程公颖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方面，丁晋虽已有些想法，但还需要沈启堂回长安后，向朝廷大佬们多多美言。先让他接触一下程公颖，依

照二人的性格，应该可以成为投契的朋友。将沈启堂说服留下，安排了一些人事任命，又留下了几点责成地方上以后要时加留意的所在，丁晋带着一行侍从，快马加鞭地赶回了襄阳。襄阳的情况还好一点，一是因为它毕竟是刺史府治所，虽然豪门贵族众多，但他们碍于丁晋的情面或者威严，还不敢有太大动作；二是襄阳令郭豪刚正不阿，兼又手段灵活，对于新法的推广一直采取审慎而稳重的态度，没有给反对者留下可堪攻击的把柄。但是随着新法推行的深入，不可避免地，双方要发生激烈的交锋，这一次，就是对方使出的反制招式。自五日前，郭豪就陆续收到一些探子发回的报告，据称有人正在串联城中富户，似乎要有什么不轨举动。郭豪当时的想法是，可能一些利益受到损失的豪门想要联合其他家族，向刺史府甚至朝廷请愿。因此，郭豪并不将这些异动放在心上，因为他们这些主要执行者知道，这次的新法虽然还没有正式在各地实施，但朝廷的决心非常是大的，绝不会允许在还没有正式公布前就遭到阻碍。豪室的请愿行动，势必要碰一鼻子灰。可是事情出乎意料，豪门的串联根本不是要联合请愿，他们似乎也知道朝廷的意思非常坚决，于是从一开始就将突破的重点放在本地的执行者身上。这次的行动统一而明确，完全是经过长时间的策划，目的就是要逼迫执行者们对他们让步。反对者的行动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竟然指示襄阳城大部分的商户，做出了罢市的行为。他们的时机选得很好，恰好在丁晋去往义清县分身乏术时，更有可能的是，丁晋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襄州各地的豪强富室已经渐渐开始联手。而互通消息就是这种联合的第一步。罢市已经持续了两日，襄阳城内的商业活动陷入一片混乱，一斗米比平日贵了两倍，还没处去买。刚开始，郭豪严守丁刺史曾经颁布的官府不干预商业政策，可是，事态渐渐严重，如果罢市继续扩大，时日持久，恐怕将酿成动乱，因此，郭豪命襄阳县衙紧急张贴告示，一方面安抚百姓，另一方面警告罢市商家，必须在一日后恢复营业。一日后，虽然有部分商铺开了门，但是并没有多少东西可卖，另有一些店铺，还是大门紧闭，对官府告示置之不理。郭豪来到刺史府衙门，拜访了司马段秀实等官员，请求给予特别行政权，用于强制商户开门营业。但是，刺史府的留守官员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他们寄希望于加派快马，请刺史大人尽快回来。于是，郭豪明白恐怕某些官员已经成为罢市者的同情者甚至是保护伞，这就难怪那些商人如此大胆。就连郭豪自己，也受到了他不能回避的压力，他妻子的家族因为新法而怨恨他，他的父亲郭祀说：自古以来，凡变法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尤其是那些强势人物。郭豪陷入了迷茫，他还是缺少一种大事来临时果断坚决的魄力。刺史丁晋回来的速度，要比某些人预料的快得多。这让他们异常失望，因为很显然，刺史府的合谋官员们，并没能有效延迟公文传递到丁晋手上的时间。一进城，丁晋便马上对迎接他的段秀实、解放、郭豪、贺胜等人发布了几项命令：一是立即派兵保护没有开业的商户，让他们正常营业。因为根据有关情报表明，是某些地痞流氓黑势力团伙，在威胁商户，阻挠襄阳正常的商业运作。二是邀请城内各行业翘楚、知名商户，今日刺史府要大摆筵席，为他们压惊。至于最后一点，自然就是派人尽快查明幕后黑手，务必将那些“地痞流氓”一网打尽。

这些命令立刻得到贯彻执行，刺史府兵曹参军铁保甚至调动了两百人的衙兵，到南市坊为商人站岗放哨。回到官署，郭豪私下汇报了襄阳县探子查明的情况。探子们的消息毕竟晚了一步，他们探知的消息是：城内众多商户被人煽动，说是官府在丁田、新苗法后，紧接着要颁布更严苛的法令，对商人抽取重税。他们为了自保，便想出这样的办法，意图给官府施加压力。这些情况和刺史府侦知的消息差不多，丁晋很感忧虑，不是因为罢市，而是新法中确实有对商人抽税的法令，但是这部新法还在修善中，并没有试行。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新法的内容早已外泄，甚至已经传到了远离长安数千里的襄阳。另外一份忧虑是，丁晋担心的不是商户给官府施加压力的意图，他怕的是这次的罢市行为，恐怕目的并没有像表面般这么简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如果他们是做给朝廷看的话，恐怕一些添油加醋的弹劾此刻已经摆在了宰相的案几抑或天子的御桌前。心绪稍定后，丁晋给郭豪等官员下达了两个命令：一是不管任何代价，必须在半日内恢复绝大部分的商铺，并保证日常用品的正常供应及价格；二是彻查扰乱市场分子，不管是挑唆者、谣言者，还是趁机哄抬物价者，只要发现，一律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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