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九十一章　博弈

和领袖们作为中国的一代领导力量，走向往和平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从世界形势、人民意愿。党派利益来说，换言之于世、于民、于己，和平终归是一条最理想的道路。此时的中国虽已成为国内第二大党，并掌握着一支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但是比较已取得十数年执政党地位的国内第一大党的国民党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强国的国际地位：比较其经过美国租借军火和日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数百万军队，以及蒋介石本人所谓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

的，“领袖”地位，及其所统辖的武装力量和人民政权的实力绝对不占优势。

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是不是一井突然发生的事情呢？也不是。事实上，中央、对两党领袖的会谈早就有所考虑。早在1942年下半年，泽东就认真考虑过与蒋介石会面，以解决战后的国共关系问题。1944年冬，赫尔利来延安会谈时也提出了与蒋介石见面的问题，再次表示他愿意在适当的时机与蒋介石会面。但由于蒋介石一心拖延，无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因此抗战期间，两党领袖会谈的事情始终未能提上日程。

在抗日战争后期召开的七大这一自1928年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制定了为着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前途的方针。在所致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战后形势的基本估计是：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仍然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此段话，全国解放后编辑毛选时，已全部删除）：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取得妥协：中国因此可能在战后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策，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既然要建立联合政府，国共双方就得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两党领袖举行会谈是顺理成章，不可避免的事。

当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一传出，中央即又一次开始考虑恢复国共谈判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随着抗战胜利而来的中国的真正的政治主张。最初的政治考虑到底是怎样的？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过去由于党的核心史料一直没有公开披露，故这一问题即使在史学界也并不是十宇清楚的，社会上的众说纷纭更是缺乏依据的。

为了解决所面临着的是否亲去重庆和谈这样一个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8月四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研究目前形势和中央对策，这是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他分析了国内外的基本形势，指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结束，将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

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肯定的。

关于中国的和平问题，预言说：，“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据8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这一党史中最具权威的材料记载，力求避免内战，争取全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的观点和倾向是十分明确的。在这次重要会议上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民族的要求由于日本的失败，基本上已完成：这样民主民生的要求就突出了。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这样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会议认为随着和平建设阶段的到来，应当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当积极争取。会议认为”蒋介石企图消灭的方针没有改变，但是眼下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他还不可能很快定下打全面内战的决心，因此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及其军队也需要和平，为此，提出和平、民主、团结这个新的三大口号。会议还认为，目前对国民党的批评，今后几个月要逐渐缓和下来。将来采取的原则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现在需要与蒋介石面对面，举行直接谈判，不能拖了。并要尽快发表和平、民主、

团结的宣言和纲领。

会议争论最激烈井问题主要是围绕着究竟去不去重庆的问题。

周恩来说：“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大家关心的是毛亲自出去的问题。

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周恩来的意见实际上还是不愿让去冒险。

朱德发言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

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也要派干部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工作。还要准备把打仗作为重要的任务。”

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会上，陈云、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与会人员的多数意见是：周恩来先去重庆，随后再去。

考虑到争取和平的重大意义，并打算亲自去会会“委员长”

做做工作。一他认为，“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正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1欢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加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嗮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在这次会议结束前，再次发言。他说，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当前内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如果谈判不成，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我是否去重庆？

还走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记处决定。先派思来同志出去。

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会议最后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随后再去。赴渝期间，代理其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昏主席。

8月24日，发出致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电文指出：特急重庆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敬1945年8月24日从以上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就在这短短的几日之内，中央对与国民党举行最高级别会谈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这就是从准备观察一时到考虑亲赴重庆。但是从的第三封复电看，虽然已答应赴渝，但仍计划安排周恩来先行，至于他本人何时成行，还要再看一看后才能决定。

然而，中央关于与周恩来、王若飞一同赴渝的决定，在24日这一天并未形成。

25日晚，中央政治局七名成员与由重庆回来的中央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一起，连夜研究去重庆谈判的问题。经反复权衡，认为目前重庆方面形势是人心思定，蒋介石虽然每时每刻都梦想吃掉，但目前尚不敢明目张胆地大打出手，去重庆谈判，争取一段时间和平，对我们的发展有利。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同意去重庆。

并于同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表明了的基本立磉。

就在8月25日这一天，中央还收到了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来电，还是有关邀请赴渝和谈之事。根据中葬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制定的方针，利用魏德迈的这封电报，施展了一点小

谋略，于同日复电魏德迈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1945年8月25日魏德迈接到的复电后，赫尔利便立即将致魏德迈的电报向蒋介石作了通报。

国共两党最高级别的谈判拉开了帷幕——

9月19日，国共双方进行第七轮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通知国民党代表：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军队之比例为1/5，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1/7，即中央现有263个师，应编为43个师：以后，中央军队缩编。亦依此比例裁编，如中央军从缩编为60个师，应为10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120个师，应为20个师。同时，关于军队驻地问题，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所有之43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

9月21日，第八轮会谈开始，国民党方面对提出的新方案作出反应”表示可允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5个军16个师。同时又提出，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能混为一谈，尽可开列堪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送请中央量材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划1归”并规定由推荐各级官员。这无疑意味着国民党不但有权任免干部，而且有权随意调遣。对此，方面当然不能同意。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拖延态度，周恩来严正指出，过去在抗战期间，双方商谈可以拖延，问题可以僵持：现在是和平建国时期，问题之解决必须从速，商谈不能拖延，也不容僵持。

在这两轮会谈中，虽说双方都有所让步，而且也均已接近了各自最初拟定的谈判底价，但仍不足以打破彼此间的僵持状态。在随后5天的时间里，国共谈判不能不再次停顿了下来…………，

从9月27日起，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双方在这一阶段共进行子四轮会谈，并取得了如下进展：（一）军队整编问题，认为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商定由军令部次长刘斐、军政部次长林蔚和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具体磋商全队之整编问题：（二）解放区问题，虽未达成共识，但同意继续商谈：（三）国民大会问题，。同意提交政治会议解决：（四）政治会议问题，同意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代表人数原定国民党、、民主同盟及社会贤达各9人，但青年党要求独立参加政协，后经周恩来翰旋，重新确定的名额分配比例为：国民党8人、7人、民主同盟9人、社会贤达9人、青年党5人，共38人。

鉴于国共谈判已取得部分进展，同时考虑到应返回延安，一周恩来在10月2日的会谈中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等或已双方同意，或者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对这一建议，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

10月5日，周恩来将谈判记录交给国民党代表，并告以拟于下星期返回延安。10月8日，双方就会谈纪要交换了意见，并将其定名为《国民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民党内部对发表会谈公报意见并不统一，其中国民党谈判代表的态度较为积极，如张治中曾对说：，“不发表这个东西不行，你既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但多数国民党人不以为然，

据说国民党中常委会在讨论该问题时，争论甚烈，后经邵力子解释”说签发公报是蒋总裁的旨意，这才得以通过。公报的名称也作了变动。

10月10日下午，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国客厅正式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签字仪式结束后，邵力子深有感触地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当时正在桂园二楼的遂从楼上走下来与在场者“一握手，以示祝贺。蒋介石没有出席签字仪式，而是于当日下午4时赶到桂园回访的。晤谈10分钟后，偕乘车参加双十节迎外鸡尾酒会。至此，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和平央献诞生了。由于这一天正好是双十节《国民党政府的国庆节》，所以这一历史性的文件又被称为《双十协定》。

值得一提的是《会谈纪要》的措辞，尤其是第一条更耐人寻味。

在谈到该条时，文字是这样表述的：，“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这种表面上将，“和平、民主。团结”和，“政治民主化”分别与，“统一”和“军队国家化”并列相提的表述方式”既回避了双方先前关于谁先谁后的争论，同时又在事实上坚持了方面的主张，因为把，“和平、民主、团结”和，“政治民主化”放在最前面，无形中使之在程序上分别变成了，“统一”一和，“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其措辞之巧妙，令人拍案叫绝。

周恩来谈判艺术之炉火纯青，着实令人叹服。

原准备在《会谈纪要）签署前返回延安的。为此”张治中于10月8日在军委会礼堂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晚会。但是，蒋介石又插了一手，一定要过完双十节再走。因盛情难却”又在重庆住了两日。

10月10日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到山洞林园向蒋介石辞行、话别并长谈。蒋介石再次邀请下榻于林国官毕。

10月川日晨，毛、蒋作了最后一次长谈。蒋介石明确表示，在解放昼的问题上他不再让步。则告诉蒋介石，他返回延安以后，周思来、王若飞将留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商谈，努力解决《双十协定》未能解决的问题。

是日上午口时左右，一同蒋介石最后一次握手、道别后，即乘车离开山洞林园，赴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

与送行国共两党及各界人士握手告别，并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fù在机场留影。还与在桂园服务的国民党宪兵握手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登机前，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9时45分，偕王若飞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专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至此，为时43天的重庆最高级谈判落下了帷幕…………，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是走向国内和平，还是走向内战，是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还是重走蒋介石主义制度的老路，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

在这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中，东北地区以其优越的经济条件、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突出的军事、政治价值，成为美。苏两国十分关注的热点中的热点和国共两党极力争夺的战略区域。

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那它就能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同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及其解放区。反之，如果控制东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苏、蒙、朝的战略基地，根本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状态。

东北，包括现在的辽宁。告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河北省承德地区总面积1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口，2名，人口3800余万。这里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中国现代化较早启动、现代化工业较早建立和较为发达的地区。

东北物产十分丰富，在大山和黑土之下，闪耀着各种瑰丽色彩的数十种矿藏，其储量之丰富有的是中国之最，有的为世界之首。据1

口44年矿产储量调查统计，当时的东北拥有铁38亿吨，煤228亿吨，铜132万吨，稽、锌川3万吨。据1943年统计，煤产量2532万吨占全国煤产量的49，5：安全发电能力107万千瓦，占全国的78，2又：水泥产量15。万吨，占全国产量的6

6。这在旧中国工业中是个不小的数字。

东北是全国主要产粮区，清一色黑钙土的松辽平原，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

在关东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可耕地面积3273万余公顷，年产将近2000万吨粮谷。

盛产大豆、高粱、玉米、小麦。其中大豆产量占当时世界产量6

0％以上。

东北的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面积为2615万公顷，木材总蓄积量3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3，木质优良，是造船、

架桥、建筑、军用的优质材料。

东北的铁路、公路运输较为发达。当时铁路有1，4万公里占全国铁路全长1/2以上：公路有10，8万公里，几乎占全国公路的5

东北南临黄海、渤海，港湾众多有大连、旅顺、安东（今丹东）、营口、葫芦岛等优良港口。还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

辽河及其支流，河流交织、航运贯通。关东的经济在全国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地理环境和战略位置看，关东的北面是苏联。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东南和朝鲜为邻，南面的辽东半岛同山东半岛的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毗连。如果控制关东，就将打破国民党军长期对关内各革命根据地四面包围的局面，使之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基地，一个革命的总根据地，以支持关内各解放区的斗争，加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相反，如果东北地区为国民党所占据，关内各解放区就会处于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不利的战略态势之中。所以，抗战胜利后的关东立刻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

以为代表的中国人他们最先看到了东北地区背靠强大的苏联，西邻蒙古人民共和国，东联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南与冀热辽、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和总根据地这一步带有全局意义的好棋。因此如考察中央抗战后期诸多决策，就可以发现进军东北不是中央的临时决定，而是等政治局成晏向往已久的设想。

中国在抗战中后期，就已考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东北的问题。1942年7月和曾在电报中探讨过在战后为争取同国民党合作建国，把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三省的问题。

1944年9月1日，刚刚担任中央城市工井委员会主任的，提出：，“成立城市工作部…………，现在主要准备一批干部做满洲工作。”

同年川月，在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曾说过：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1945年4月，在苏日中立条约终止后不久，身在百北高原的则更加关注东北这块战略要地了。为此，他在批转给晋察冀分局的一项指示中说：苏联终止苏日中立条约表明，苏日战争爆发已经为期不远，远东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今后配合盟军作战，将主要配合苏联。现在即加紧进行主力军、地方军的训练与扩大，以便能抽出若干主力，用于开辟东北。

1945年4月召开的，“七大”会议上在其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5月，在七大会议上又一次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有了基础，也就是说决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也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块整个的地方。我们要有包括东北在内的一块整个的根据地。

这就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胜利有了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要准备20到25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

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有了胜利的基础。”

6月9日，在七大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再度谈到东北，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此后的6月川日，在（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及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草命的基础就更好更巩固了。”

还指出，如果异北四省被我党我军占领，中国革命不但有巩固的后方，而且将使平津的国民党军队处于我四面包围之中。相反，如果东北落人国民党手中，就将使我敌后根据地陷人蒋介石的四面包围之中。

1945年8月，当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后，中央政治局委记处书记任弼时在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曾指出：，“我看我们控制东北将是远东和平的保障。掌握东北是极重要的问题。掌握了可将革命提早若干年，掌握不了可使革命迟延若干年。东北可说是决定中国草命之命运的，所以掌握东北是首要问题，别的地方丢一点也没有什么。”

中央领导人的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预见，集中反映了中国对东北战略地位的认识，成为中央确定战略方针，把战略发展的重点指舟东北的根本依据。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随着东北很快光复，迅即布置军事力量以最快速度抢进东北和热河地区。

急剧变化了的国内外政治格局，使东北成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国际两大政治势力争夺、角斗的一个焦点：也使中国人tǐng进东北，把东北变成夺取全国的战略基地的理想变为可能。

日本宣告投降时，国民党400万军队的主力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领导的13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220余万民兵，则遍布于同东北海上联系和陆地接壤的华东、华北广大地区。不仅如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早已在东北生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抗战胜利后的形势，极有利于向东北的发展。鉴于上述有利游势和东北的战略地位，中央审时度势，确立了迅速发展东北的方针。

确实看好了关东，还在8月10日他就电示山东罗荣桓、

黎玉等，令关东子弟兵，“万毅部东北军人数、战斗力与干部配备状况请查明，即告并待命调动”。

苏联出兵东北第三天，中央就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准备进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第三天，朱德一口气发出七号命令。

与关东直接有关的第二号命令指出：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安。

总司令朱德1943年8月川日8时同日，中央又做出新的指示：晋绥分局晋察冀分孱山东分局：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二号系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队外，并非要吕、张、万等部马上开往东北四省，而应依中央的指示，动员全军执行当前任务勿懈。

惟山东万毅部，应准备待命出发。

中央1945年8月川日及其中央核心层的领袖们眼睛盯住了整个大东北。然而消息传来，苏联8月有日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两国政府还互换了关于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照会。这些条约和协定，保证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确认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好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准备把占领的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苏联的此种以己利益为中心的对华政策条文犹如一盆凉水泼到了领袖们头上。仅从条文上理解，形势对很不利。决定变不变？东北还去不去？

久经腥风血雨斗争考验而又经验丰富的领袖们认准了大东北这块宝地，几乎没有丝毫的动摇，不管你，“老大哥”如何态度。

为了关东，中央动员了全党和全国各个解放区的力量。

8月17日，政治局委员、中央候补书记彭真代表中央书记处致电晋察冀晋绥分局和太行太岳区党委，指出：，“你处所有东北籍及曾在东北工作过之干部，凡可能调出者，望立即集中待命：其工作不能立即离开者亦望即找人接替，准备第二批集中待命！”。